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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或是以强有力的改革避免经济硬着陆,或是在饱受硬着陆之苦后

以超高成本重启改革,我们期待前者

 

素来“加油易、刹车难”的中国经济,似乎一改常态。近期公布的经济增长指标频频低于市场预期,不少机构纷纷调低未来增长预期。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求“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根据形势变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

如此判断应对,显然比2008年金融危机汹汹袭来时要冷静得多,但也透露出决策层对增长的担心。许多企业界及市场分析人士身处其中,更是忧心忡忡,“再来一轮刺激”的呼声不绝于耳。习惯于高速增长之后,虽然舆论已经对“调低增长目标”多有准备,但增长下滑即现,带来的仍是一片阴霾。

忧患之心不是坏事,也不无道理。不过,只要冷静分析即可看出,眼前的下滑虽在预期之外,却在合理范围之中。2011年下半年以来外需不振,使出口引擎被动减速,加之刺激政策退出,是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地方政府换届的小气候,也使干部政绩冲动弱化,稳字当头;先期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发生作用,房地产由热渐冷。种种因素综合作用,经济下行当有必然性。

面对增速下行,其实不必过度紧张,更不可反应过度。就经济总体而言,在经历了“4万亿”刺激计划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大幅攀升,通胀压力犹存,政策工具及其实施空间已相当有限,幻想通过新一轮刺激使经济重新“热起来”,纵饮鸩亦难止渴。另一方面,在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将已有的政策储备较快变现,诸如满足实体经济信贷需求、促进消费、启动并加快重大项目投资、鼓励民间投资等举措多点推进,防止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并不困难。

关键还是长期。近期不必过虑,而远期实可担忧。在中国经济必然地进入下行通道后,最大的危险还是近中期的经济硬着陆。

应当看到,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会出现增长速度的回落。在较为健康的经济体,增长速度下台阶的过程一般较为平滑稳健。而在市场体制尚不完善的中国,这是空前的挑战,目前并无必胜把握。

相比其他经济体,中国政府掌控着大量资源。在危机时刻,其调控政策可能迅速显效;但是,从结构调整、增长质量等长远目标看,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在旧有增长方式边际效用递减之后,政府主导经济更是弊大于利。从长期看,避免硬着陆,必须使中国经济从以低成本的要素驱动,转向以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

在增速转换阶段,原来被高速增长掩盖的矛盾逐步暴露。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要让经济平稳发展,需要政府正确定位自身角色,将其掌握的资金和其他资源更多地转移到市场主体手中,使之向实体经济、创新及中小企业流动。实现这一目标,基础药方有二:其一是减税,其二是放开市场准入。

当前,“继续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税负”已成政府口号。据悉,年初在上海试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年内有望扩大到十省市。此方向值得称许。然而,从上海试点看,某些行业反而出现了整体增税情况,足见税制结构调整易,总量消减难。政府应当就如何加大减税力度拿出更有效的政策,更须防止以改结构为名行增税之实(相关报道见本刊2012年第15期封面文章“税收为什么这么痛”)。

对公众更为关注的民间资本准入,决策层近来提出,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随着温家宝总理“上半年出台新36条实施细则”承诺的期限临近,交通部、铁道部已经出台相关细则,其他相关部委的细则也将密集出台。但是,观察者对其效果并不乐观。此前新老“36条”相继出台,确立了“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但在实践中,一些垄断国企游说决策部门,用“玻璃门”将民企挡在门外。目前已出台的细则已有“细则不细”之评。防止既得利益者阻挠,保证投资机会向社会成员公平开放,需要更明晰、更坚决的政策措施。

多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从新概念,变成了具有多方共识的老话题。不过,在高速增长的顺境中,转变压力毕竟不足。有此,则眼下经济硬着陆风险加剧的现实,可成为推进经济过热时无暇或无力推进之重大改革举措的杠杆。中国或是以强有力的改革避免经济硬着陆,或是在饱受硬着陆之苦后以超高成本重启改革,我们期待前者。以中国之大,希望总有,而改革之痛是躲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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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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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创办人,现任财新传媒社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胡舒立为“全球联合之路”(UWW)全球理事会成员,同时担任路透采编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 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顾问委员会委员。 胡舒立于 2016 年 5 月获颁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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