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新一期财新《新世纪》周刊社评）

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可怕，不应回避，更不可沦为空谈

  可以肯定，2012年3月14日，绝大多数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在通过直播收看了温家宝总理在人大记者会上的答问之后，都会感到惊喜和振奋。在这次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中，最大的亮点，还是温总理有关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数次阐述。

  与过往不同，此次温家宝谈政改，突出了三个关系：政改与经改的关系，改革与民众的关系，以及改革与历史的关系。有此，则政改的紧迫性昭显，再不容忽视、推迟和回避。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温家宝总理是站在历史高度谈改革的。

  在此次记者会谈话中，他两次提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下称《决议》），并非偶然。正是这份1981年通过的《决议》，检讨了中共在建国32年中的执政错误，承认在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十年“文革”，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即使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也经过曲折，才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由《决议》所肯定的改革开放之路。

  这是一条不容否定的道路。无论改革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倒退都没有出路。历史的教训宛如昨日。“这个道理人民群众都懂得。”

  中国依靠改革开放获得长足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然而，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其中，最遭诟病的就是贪污腐败、分配不公、诚信缺失等。这些消极面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而解决问题的深水区改革又十分艰难；加之颇有些人将问题的根由指向改革，造成认知混乱。正如温总理所说，改革需要“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如果民众无法充分理解，必然增加改革的难度。

  改革与民众的关系由此突显。

  必须承认，“文革”后的中国处在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国弱民穷，改革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较易在民间形成共识、获得支持。而在当前，通过一般性地号召改革，形成共识已经相当困难。民众的各种不满如引导不当，还极易转变成非理性的民粹情绪。“文革”中政治野心家和狂热民粹毁灭社会文明，灾难伤痕至今犹痛。习近平近日亦撰文，提醒警惕“热衷于做表面文章，热衷于哗众取宠和追逐个人功利”的领导干部。历史和现实不仅警示了倒退可能引致的危险，也提醒改革者以高度责任感直面现实问题，尽快寻求民众对改革的全面认同。

  为此，温家宝明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在过往30余年中，中国的改革总体上“一手硬、一手软”，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已经严重牵制了改革全局。正因为此，多年来呼吁经济改革的一大批经济学家，例如素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近年来也在诸多场合疾呼推进政改，视之为首要任务。但在现实中，对政改百般回避者大有人在，领导者的畏缩成为最大难题。

  担心政改可能影响稳定，是畏缩者的主要理由。但是，这一认知误区已为活生生的现实击破。在2011年9月以来广东乌/坎因土地纠纷发生的村民抗争中，中共广东省委以“村民自治”加以引导，通过公开公正的基层选举，平息了事态。这正是在基层通过渐进政改创造社会和谐的成功实例。恰如温家宝此次重申：“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

  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可怕，不应回避，更不可沦为空谈。政改既应当循序渐进，也必须坚定不移。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第八项布置的七项年内改革任务，有两项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一为加快推进政府改革，一为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二者均为决定经济、社会、文化改革能否取得突破的“枢纽”，关乎民心向背。本届政府在其任期最后一年，应如温总理承诺的那样，“绝不松套”，使两项改革获得明显成效。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很广，当有顶层设计，且不懈推进。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已在循序推进的党内民主，特别是差额选举，必将在此次大会上取得新进展。当前发生的敏感事件，再次表明了政改的紧迫性，有责任感的领导者应当积极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