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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观察]政改莫畏难

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可怕,不应回避,更不可沦为空谈

  可以肯定,2012年3月14日,绝大多数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在通过直播收看了温家宝总理在人大记者会上的答问之后,都会感到惊喜和振奋。在这次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中,最大的亮点,还是温总理有关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数次阐述。

  与过往不同,此次温家宝谈政改,突出了三个关系:政改与经改的关系,改革与民众的关系,以及改革与历史的关系。有此,则政改的紧迫性昭显,再不容忽视、推迟和回避。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温家宝总理是站在历史高度谈改革的。

  在此次记者会谈话中,他两次提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下称《决议》),并非偶然。正是这份1981年通过的《决议》,检讨了中共在建国32年中的执政错误,承认在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十年“文革”,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即使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也经过曲折,才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由《决议》所肯定的改革开放之路。

  这是一条不容否定的道路。无论改革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倒退都没有出路。历史的教训宛如昨日。“这个道理人民群众都懂得。”

  中国依靠改革开放获得长足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然而,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其中,最遭诟病的就是贪污腐败、分配不公、诚信缺失等。这些消极面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而解决问题的深水区改革又十分艰难;加之颇有些人将问题的根由指向改革,造成认知混乱。正如温总理所说,改革需要“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如果民众无法充分理解,必然增加改革的难度。

  改革与民众的关系由此突显。

  必须承认,“文革”后的中国处在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国弱民穷,改革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较易在民间形成共识、获得支持。而在当前,通过一般性地号召改革,形成共识已经相当困难。民众的各种不满如引导不当,还极易转变成非理性的民粹情绪。“文革”中政治野心家和狂热民粹毁灭社会文明,灾难伤痕至今犹痛。习近平近日亦撰文,提醒警惕“热衷于做表面文章,热衷于哗众取宠和追逐个人功利”的领导干部。历史和现实不仅警示了倒退可能引致的危险,也提醒改革者以高度责任感直面现实问题,尽快寻求民众对改革的全面认同。

  为此,温家宝明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在过往30余年中,中国的改革总体上“一手硬、一手软”,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已经严重牵制了改革全局。正因为此,多年来呼吁经济改革的一大批经济学家,例如素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近年来也在诸多场合疾呼推进政改,视之为首要任务。但在现实中,对政改百般回避者大有人在,领导者的畏缩成为最大难题。

  担心政改可能影响稳定,是畏缩者的主要理由。但是,这一认知误区已为活生生的现实击破。在2011年9月以来广东乌坎因土地纠纷发生的村民抗争中,中共广东省委以“村民自治”加以引导,通过公开公正的基层选举,平息了事态。这正是在基层通过渐进政改创造社会和谐的成功实例。恰如温家宝此次重申:“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

  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可怕,不应回避,更不可沦为空谈。政改既应当循序渐进,也必须坚定不移。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第八项布置的七项年内改革任务,有两项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一为加快推进政府改革,一为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二者均为决定经济、社会、文化改革能否取得突破的“枢纽”,关乎民心向背。本届政府在其任期最后一年,应如温总理承诺的那样,“绝不松套”,使两项改革获得明显成效。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很广,当有顶层设计,且不懈推进。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已在循序推进的党内民主,特别是差额选举,必将在此次大会上取得新进展。当前发生的敏感事件,再次表明了政改的紧迫性,有责任感的领导者应当积极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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