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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政府在最后一年做出的改革安排,当言出必行;而强化改革议程的权威性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一个接力过程

 

温家宝总理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一如舆论预期,对改革给予了充分的强调,提到改革之处近70次。《报告》在论述改革的一节,明确提出 “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并用“五个理顺”概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改革重点: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理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显然,这一改革蓝图是对全面改革的阐释,是从政府工作的角度,把改革的战略设计细化为工作中的具体抓手。

《报告》代表国务院,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报告》在“五个理顺”的基础上,安排了今年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七项改革任务,这些应视为决策层设置的近期改革议程。2012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共十 八 大前后的“换届年”。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此部署,显示中国改革的未来延续性。当前,应强化改革议程的权威性,使之冲破阻力落到实处。

要求加快改革,这一“两会”上最为显著的“意见气候”,在会前就已经形成。借助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20周年的机会,朝野各界人士纷纷呼吁加快推进改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人民日报》在不久前发表的系列评论中表达了这一担心;经济学家吴敬琏则在为财新《中国改革》杂志撰写的文章中说:“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还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赛跑。”

会内会外弥漫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充分证明,一段时间以来颇为流行的“改革共识破裂”“改革已死”的说法,是过于悲观了。中国社会蕴藏着深厚的改革共识。历史的机会窗口依然敞开着,现在正是改革者施展抱负的时候。

关键还是如何改与何时改。《报告》把近中期改革重点界定为理顺五对关系,揭示了当前中国改革的实质和方向。改革就是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对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的调整。而最主要的改革对象,就是在旧体制下获利最大、较为强势的利益主体,其中,政府以及与政府权力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是重中之重。在“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提到了这一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指出,“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

改革需要排除种种干扰,消除既得利益集团设置的重重障碍。在《报告》中,今年改革的重点任务共七项,即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价格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以及政府改革与反腐倡廉。任务环环相扣,是一场全方位的改革,矛头指向“硬骨头”。这样的议程安排意味着改革不可能静悄悄进行。

当前有一种模糊想法,实质是“改革缓进论”,其理由是担心改革引发某种震荡,可能影响平衡“换届”;在某些可能引致误解或争议的语境中,甚至让重要改革主张三缄其口。此次《报告》明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显示了改革的连续性;重申改革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主张“大胆探索”“破解改革难题”。这样明确的改革议程设置,足证少数缓进论者认知之误。换届不是不改革的借口,而理直气壮谈改革、大刀阔斧干改革,当成风气。

改革必然涉及全局性长期部署,未来全面推进改革仍需加强顶层设计。在“两会”上,人们对此寄予厚望。如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说,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第二次“南方谈话”,而是大力度的“顶层设计”。

最近,财政部、国务院发展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的研究成果《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公布,全文长达468页,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可成为下一步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参考。将来则应尽快将改革的顶层设计列入议程,并成立一个高级别的改革委员会,使改革政策的制定更加客观和中立,克服自我改革难以避免的弊端;改革顶层设计还要让人民广泛参与,并通过立法过程获得充分的民主授权。这将构成新的改革战略核心:继续提升改革战略规划、改革政策制定的权威性,强势突破阻力,强力保证实施改革政策的执行力。

深水区的改革艰难、重大、时不我待,意义极为深远。改革共识已在,本届政府在最后一年做出的改革安排,当言出必行;而强化改革议程的权威性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一个接力过程。这最终关乎中国改革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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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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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创办人,现任财新传媒社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胡舒立为“全球联合之路”(UWW)全球理事会成员,同时担任路透采编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 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顾问委员会委员。 胡舒立于 2016 年 5 月获颁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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