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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曼哈顿上城,哈德逊河北岸。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和他的夫人安雅住在一处老式公寓楼的四层。
       这是春寒料峭的3月。一个月前在瑞士达沃斯,财新早餐会请了斯氏来做嘉宾发言。闲谈中提起我不日要去纽约,斯蒂格里斯夫人安雅便约定了,让我去哥大一访,并且去他家晚餐。我当然欣然应允。
       电梯在两个单元门前打开,犹豫之中,我们意识到这两套房子是一户人家。按铃后进入门厅,见到一排字,明示室内政策是“不穿鞋”。毕竟是冬天,我们相继脱靴,着袜而入。
       迎面是硕大的客厅。女主人安雅先走出来,带我们参观厨房,展示她正在烹制的西班牙海鲜饭。然后斯蒂格利茨从他的书房出来热情招呼。接下来,我们坐下来痛快交谈。
       和我在许多公开场合见到的很相似,斯蒂格利茨自然而坦诚,简直像个孩子,他可以静心倾听但也有问必答,既没有架子也绝不辜负听众。我们的交谈范围甚广,从中国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落马谈到高铁建设,又从不久前的“限房令”议及中国通胀。交谈中可以感觉到他对中国的熟悉和兴趣。
       客人到齐了,晚宴开始。就餐的除了我和两个同事,安雅的父母,还有两名客人。事前安雅就说,她家的桌子只能坐八人。这回坐了九个人,美国标准挤了,在我看还是很宽敞。
       我坐在斯蒂格里身边。饭桌上先是三三两两的交谈,很快注意力聚到一处。很自然地也很必然地,67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成了晚宴的中心。他说的不一定全对,在座的人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这些话是伟大学者的思想流淌,人们都会竖起耳朵。
       晚餐前前后后三四个小时,斯蒂格利茨与朋友们仍谈兴未尽。我们在门厅穿戴,斯蒂格利茨过来坐在一张小凳上继续和大家对答着。安雅在一旁笑道:有人是“苦力马”,有人是“秀马”(working horse and show horse)。约(斯氏昵称)就是一匹“秀马”。嫁给一个这样的经济学家多好,我想说的时候说说,不想说话可以不说话啦。我大笑。  
       而斯蒂格利茨似乎没有听见这些议论。面对连绵不断的提问,他的回答也是滔滔不绝。他的谈话摘记在此,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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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现在正试图传递一个信号,希望抑制当前的经济。但是,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运行经济。这就好比期待奥巴马做演讲就能令美国经济增长。事实上,奥巴马已经演讲过很多次了,不过效果绝对为零。中国领导人的影响力可能会大一些,但是要完全达到目的也很难。

矫枉过正的风险太大了。如果中国今年的增长率目标是7%,但是,由于收紧货币政策,最后增长率是5%,那将会是一场灾难。我同意中国领导人的观点,经济的增速肯定会慢下来,但是,具体数字会是多少难以确定。

最好还是这样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意思:“如果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的话,这并不是失败。”

现在,与其说我担心通胀,不如说我更担心政府对通胀反应过度,做出很多愚蠢的决策。现实情况常常是政府出台应对通胀的政策,反而导致工资、食品、石油价格都不断上涨,通胀也因此加剧,尤其是食品和能源在消费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就像骑自行车,只有保证一定的速度才能维持平衡。如果速度慢下来,就会出问题。中国政府想把经济增速控制在7%左右,但是,如果矫枉过正,导致增速过低的话,也会出现大问题。

很多美国人认为汇率升值对于抑制通胀影响很大,但我觉得他们错了。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因为通胀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石油和食品价格,假如汇率变化5%,会让通胀降低5%,可是如果食品价格上涨50%,那么,即使汇率变化之后,食品通胀也只是从50%降到45%。这对于抑制通胀有些许帮助,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

此外,如果实际利率低于通胀率,提高利率是有必要的。何况中国的实际利率为负。但是,提高利率会让某些经济问题更加糟糕,因为这会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以谋求高额回报。所以,应当采取不提高利率而又能抑制经济的方法,诸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土耳其就降低了利率,同时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最重要的工具。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的确令人担忧呀。不过用户口限购户口可不是好办法。解决这事应当靠征税,不能靠户口。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公平非常重要。

和世界上大多数缺少储蓄的国家不同,中国并不缺少储蓄。欧洲和美国由于担心储蓄不足,希望对资本收益征税较低。而中国的问题恰恰相反,储蓄太多。因此,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累进的、渐进的税制,同时要进一步改革财产税。对于资本收益和房地产征税,不仅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也能够提升经济稳定性。

就税收政策而言,政府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制定了一项根本无法推行的税收政策。对房地产征税相对容易,因为政府在房地产业可以监控任何一笔交易,虽然人们也可以有办法作假,但是,终归比其他行业难得多。我的一个建议是征收小额金融交易税。由于税额不大,民众不会反对,不会改变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却可以增加政府收入。

为实现社会公平,中国政府需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发挥作用,不能够完全依靠地方财政,要靠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如果中国完全模仿美国模式,把教育、医疗这类公共服务市场化,那将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在这类问题上,单纯的市场化会造成很大的社会成本,最终对效率构成负面影响。中国的教育领域明显出现了这种机会的不公平,例如,农民工的子弟被排除在城市的正规教育体系之外,这应该是政府着力解决的问题。

其次,中国政府应当关注就业问题。最为重要的社会政策就是提供完全就业。长期的失业状态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其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达到完全就业的状态,需要政府起作用。我担心,如果中国政府过于关注通胀问题,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过高的失业率。

还有,关于社会保障问题,市场对保险的供给往往是“失灵”的,诸如失业险、企业年金险、事故险,等等。而且,由市场提供保险还会带来很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需要在社会保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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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其他任何大国一样,中国有很多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特殊利益集团,情况也就会越来越困难。美国现在近乎瘫痪的政治局面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那种将中国视为“汇率操纵国”的论调无甚意义,因为“操纵汇率”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缺陷。如今各国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国汇率,无节制的财政赤字和低利率政策均可能导致货币疲软。

美国的贸易逆差不能全然归咎于中国。真正重要的不是美中双边贸易,而是多边贸易平衡。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小于德国等国家。而且,除了汇率以外,国民储蓄率也是影响一国贸易平衡的因素。如果美国不提高这项指标,其多边贸易逆差将难以大幅减少。

事实上,美国强迫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真正的全球贸易扭曲,美国政府补贴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农民,将使中国农民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担心人民币汇率调整会对中国农产品价格有影响。升值可能对投资者有益,但同时会给低收入群体带来问题,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所以,我认为中国当前首先需要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我还建议中国征收出口税,这可以避免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一些缺陷。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在放开资本管制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吸收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在放开资本管制方面的教训。因为一个简单的政策很有可能带来高度不稳定的后果,这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发展,也不利于世界的增长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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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与许多荣誉联系在一起:1979年的克拉克奖得主,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又以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者著称。在经济学领域,斯蒂格利茨都很有建树,特别是对信息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中称其学术成果“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他关注对全球化的管理,被认为属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他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评者。

(注:此文与笔者发表在《中国改革》第4期风云对话一栏的文章有雷同。此博刊出时,笔者在内容上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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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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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创办人,现任财新传媒社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胡舒立为“全球联合之路”(UWW)全球理事会成员,同时担任路透采编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 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顾问委员会委员。 胡舒立于 2016 年 5 月获颁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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