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会面是3月间一个周三的晚上，在新光天地一家俱乐部“中国会”，餐馆叫“寒舍”，英文My Humble House。哥伦比亚大学校董Savio W. Tung致开幕词时特别强调，之所以选择那里，是因为humble的说法。

当然，事实上，这地方是一种新派的典雅型豪华，灯光晦暗不明，地面高低错落，让不熟悉的人走路都得小心，仅那装修，就与humble毫不相干。

寒舍不寒，还因其罕有的兴旺。“中国会”前就是人流不息的。上二楼，出电梯，未及跨入餐厅，已经遇到好几个好久不见的名人，包括中央电视台名角王利芬，不过，他们不参加我这个活动，是另几拨。

我这拨规模也远比想像得大。说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ee C. Bollinger举办的私人宴会，其实，参加者有三桌多，又有一些久违的朋友在此相遇。

我被安排与斯蒂格利茨同桌。他左侧是中投总经理高西庆，右侧是中粮董事长宁高宁。我坐在宁高宁身边。大家随便聊，我以听为主。当然，那交谈的气氛和内容，也是毫无humble可言的。

说是哥大校长召集聚会，真正的主角仍然是斯蒂格利茨。主菜上完，大家静下来。66岁的斯蒂格利茨就站到两张主桌之间，开讲了。如同我过去多次所见，讲话时，这位著名学者笑脸吟吟，显得很轻松，不过说话的内容相当尖锐。

这不是个“新闻活动”。所以，时隔多日后，我在此作部分转述。

所以，自1981年第一次来中国之后，他颇为频繁地来到这里，尤其是在克林顿政府几经周折建立中美对话机制和他到世界银行就职以后的这段时间。

图片说明：3月20日，斯蒂格利茨在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高层论坛上演讲。

谈到全球经济衰退，他透露，他主持的委员会的报告，将着重分析两个问题：其一，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全球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通过再分配，把消费群体的收入转移至不消费的群体，降低了市场需求。在美国，回避问题的方式就是告诉人们：“你可能身无分文，但别介意，花钱消费吧，就像你有钱一样。”于是，人们开始借贷，不断借贷，最终，经济不再稳固了。

其二，要追溯到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全球化的视野来探讨总需求。他认为，这场危机使东亚国家市场需求几近于无，经济自主权丧失，错误的政策使得经济一步步衰退，进而陷入萧条。结果，很多国家决心建立自己的储备金。东南亚某国的一位总理曾对斯蒂格利茨说，他们从1997年金融危机中明白了如果没有储备金会遭遇什么境况，所以，建立起了巨额储备。于是，人们不再花光所有的积蓄，而是存一部分。这反映了全球累积需求的一个侧面。

这就是斯蒂格利茨等人将在建议书中大力支持建立新的全球储备体系的一大原因。“有意思的是不少储备大国也拥护这一建议。虽然外汇市场有可能意见不一，但我们必须拿出这份报告。”他说。

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信息经济学领域。除了学术成就，他也一直在经济政策圈扮演重要角色。他当过克林顿政府的经济委员会主席（1995-1997），当过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1997-2000），也给现任总统奥巴马建言献策。当然，以其直言无忌，他也常对奥巴马提出尖锐批评。

按经济学界的内部表述，斯蒂格利茨“比较左”。他近年来一直对全球化提出激烈批评，而且将自由市场主义经济学家直称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还因无情批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而闻名。

斯蒂格利茨从世行辞职后近两年，2001年10月10日，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01年的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的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史宾斯(Michael Spence)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商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以表彰他们为现代信息经济学做出的奠基性贡献。

关于斯蒂格利茨等三人的经济学贡献，可参看他们获奖时，经济学家钱颖一为《财经》撰写的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