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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13日那天是个周六,下午六时许,开了两天整的《财经》年会将近结束。会场上七八百名听众殷殷以待,央行行长周小川将进行闭幕演讲。这一节由我主持。

后来,在20多分钟的演讲中,周小川的主题是如何用金融支持创新与升级换代,结尾的时候,他宣布了自己的演讲题目:“扩大内需、升级换代、关注气候、支持减排”。

当时,颇有一些想当场获得特殊“信息”的听众,对此演讲感到失望;特别是听到周小川不厌其详地谈论“碳捕获”(CCS技术,即carbon capture storage),更难以理解其意味。而因为时地限制,我虽为主持人也不可能当场谈太多。其实,只要对“碳捕获”的背景有所了解,对周小川讲话的深意是不难理解的。

先摘录周小川有关演讲内容如下:

我想借这个机会说一下,金融服务除了大家可能描述的很多方面以外,我们要更加关心科技技术改造、升级换代,而且还有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风险管理。而且,这个事情如果做得好,会带来巨大的需求,是我们当前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里,我感觉一个比汽车更大的升级换代,实际上是能源。而能源涉及到的升级换代,最主要的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跨到一个新的能源的阶段,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在这个方面,有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技术,比如说风力发电、太阳能电池,但这些相比之下只能解决比较小的问题。而要想解决大的问题,就要解决传统发电领域的问题,即燃煤发电、燃油发电、燃气发电等。这实际上是很复杂的。这里可能一个重要的出路就是搞核电,但是核电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今天在这里不想讲了。但是,我是非常支持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来讨论的。

但是,核电在将来解决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到底起多大的作用?这个还是值得讨论的。我觉得更应该重视的,可能现在要注意我们的CCS技术,就是碳捕获和存储的技术,而且我们金融业在这个方面是大有所为的。

燃烧化石燃料产生二氧化碳后,如果能实现碳捕获,即对二氧化碳进行存储,会是什么结果呢?虽然我们的经济界的人士多,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CCS,就是要求在发电过程中进行碳捕获和碳存储,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多消耗一部分的燃料和能量。多消耗多少呢?现在的数据是说多消耗21%到91%,也就是说发出来的电会比较贵一点。但是,这涉及到究竟怎么使用的问题。典型的燃煤电厂可以通过增加25%的煤消耗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天然气要少一些,是15%,但是有其他的技术上的困难。

二氧化碳捕获,有几种不同的技术模式,包括燃烧后的捕获,典型的从烟到煤气的捕获,还有燃烧前的捕获等,还有其他的办法。

最低廉的二氧化碳的存储技术,是在地质结构中寻找可以存储二氧化碳的地方。比如说用过的油气田,或者是其他的类似地质结构。如果具备这样的地质结构的地方,正好跟发电厂离得比较近,存储后仍有一些可能利用的东西。它还可以增加油田的产量。大家知道采油的时候有一个注入的过程,还有气田和其他的存储技术。这样的技术可以使二氧化碳在地下保存几十年、几百年。

此外,大家还在探讨海洋的存储和矿物法的存储技术,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搞成碳酸镁、碳酸钙之类的东西。那么,大家可能会怀疑,是不是存储会导致漏出,现在得到的技术说明,99%的概率能够保证地质系的二氧化碳的捕获会超过一千年不会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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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可以减排多少呢?实验数据显示,CCS的技术可以使二氧化碳减排90%,当然这取决于不同的工艺的路线。

减排可能是技术更新换代非常重要的步伐,拉动的需求都是以几千亿、几万亿来计算的,而且可能是未来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是一个什么时候上马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就此事说几句呢?因为CCS技术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非常遥远的东西,因为目前在世界上,包括挪威、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还有美国的德克萨斯、密西西比等,都在着手试验。

因此,我说这是一个大的升级换代。像这样的升级换代,如果我们抓住几项,内需是有可能得到提高的。当然,我不是忽视扩大内需的其他方面,但是我猜想其他的扩大内需的方面大家已经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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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不少人觉得“碳捕获”太艰深,进而感觉周小川太偏好技术,讲话不着边际。岂不知“碳捕获”,正是当今世界上国际最热门的气候变化领域最前沿、最重大的话题之一,国际政治领袖们无不投以巨大关注。例如我最近在一个私人晚宴上见到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谈到气候变化,几乎是立即谈到“碳捕获”。他说——

我觉得,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说现在是经济危机时期,应当着重解决经济问题,为什么要关注气候变化的问题?但是,关注气候变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危机。

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出新的燃煤技术和二氧化碳捕捉技术的话,未来的发展可能会很难。现在70-80%的电,都是由燃煤来驱动的。

碳捕获,CCS,俗称“洁煤”技术,其要义一如周小川上文的解释,系指对煤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隔离并进行储存。国际上CCS的技术现在已经相当成熟。

众所周知,人类为防止气候变暖需要节能减排,特别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减排路径有许多,但对于以燃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减少燃煤使用代价高昂,因此CCS成为重要替代选择。中国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德国都是世界上用煤发电的大国,其中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煤电达到总发电量的80%,足见采用CCS技术对于节能减排的意义。据国际能源部署估计,如果全球200个标准发电厂在2030年以前能够装备CCS设施,则平均可控制地球温度30C升幅。目前不少发达国家已经着手CCS的实验。

从纯技术的角度看,CCS很有希望,但最大的挑战是成本。目前为止的实验性项目在规模上都小于最先进的标准燃煤电厂。美国政府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与企业合作,修建一家等规模的样版厂。但因为成本估算高达18亿美元,项目已经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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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西方政治家们都意识到CCS之于节能减排的关键性意义,一方面,财务约束提出严峻的现实挑战。对此,周小川行长那天在《财经》年会,其实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以下这番话,是他接着上述碳减排话题谈的。

下面,我想谈一下涉及到金融的问题:如果使用碳捕获技术后的发电,比普通发电要贵25%或者是50%,究竟谁愿意使用呢?搞经济的谁都知道,我不管发电怎么来的,我只知道从插销里拿出来的。有便宜的我就不用贵的,所以等于有人要承担使用比较贵的电力。

在这里,一种是全成本法,就是所有使用电力的人,在今后某一个时候开始,你都必须使用比以前贵25%到50%的电力。这会使人担心,对经济的影响太大。还有一种是增量成本法,就是谁要是增加使用电力,就付出比较贵的价格。这很有点像给大家庭设计的,给你的家庭一个用水的定额,一个用电的定额。定额以内是便宜的,定额以上就贵了。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点,你的水表、电表都是智能性的,它们知道你的使用何时超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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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回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碳配额。国际上一些金融市场在蠢蠢欲动。如果在国际上搞碳配额在国际上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最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问题。因为早发展的国家人民很富裕,而后发展的国家人民正在富裕起来,如果后者因为碳配额导致了生产成本和消费成本大幅度的提高,就涉及到一个公平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很容易。

我注意到,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不久开了一个会议,专门讨论碳配额和碳税的问题。先不论国际上的碳配额交易,从中国自己的利益出发,是不是要控制未来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要控制,可能就要在国内搞碳配额,最适当的起点可能就是增量配额。也就是说,承认你历史上已经有的碳排放量;但是你要多用电,就要用更高一点的价格。

那么,这个碳配额的考虑,马上联系到了金融市场的作用。我们说,金融市场是可以为碳配额进行定价的,可以发现它的价格,从此决定增量碳排放的配置问题,是不是最优配置问题。

另外,对于增量配额的配置,它又可以进一步的转换。并不是说所有使用增量的人都需要多花钱,实际上使用存量的人也要分摊,怎么采用配置的方法呢?金融市场也是有办法的。

再往下,实际上它在为减排的投资寻找出路。像刚才所说的,不管是核电还是CCS是非常巨大的投资,有很多的工艺路线等要改变。新投资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使用者当中收取。也就是说碳配额会使金融起到一个媒介的作用,从碳配额到减排投资。

这还涉及到了新科技的应用和收益的时间差问题。要有办法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搭桥,中间要有人填补时间空缺。金融活动就是要在时间轴上,把供给和需求进行调动。

最后一点,金融界是创造管理和在市场上帮助大家进行风险管理的。任何一项涉及到未来的减排的新科技,都有大量的风险。有些做得成,有些做不成,而这些风险管理正好是在资本市场上要进行管理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得好,那么可以在升级换代中扩大需求,同时也可以让金融界在升级换代中找到用武之地,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因此,我就是想要说,金融业要千方百计的支持高新科技的发展,支持自主创新,支持创建创新型国家。金融界内部应有多种人才,而且要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环境、对于高新科技,有感情、有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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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用我做什么诠释。周小川这番谈话在去年12月《财经》年会那样一个谈经济形势的热烈的场合或应者寥寥。不过如果假以时日,透过历史的广角镜观之思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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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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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创办人,现任财新传媒社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胡舒立为“全球联合之路”(UWW)全球理事会成员,同时担任路透采编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 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顾问委员会委员。 胡舒立于 2016 年 5 月获颁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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