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以信贷大扩张的方式疗经济之伤显然并非上策，更多地考虑长期行为，才是危机中求生存、谋发展之道

随着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国人尽可听到一派“经济回暖”之赞。从夏日常在的海南博鳌，到春意盎然的京城，热烈的肯定压倒了冷峻的质疑，“中国率先复苏”的兴奋感浸染着政商学界，仿佛危机已离中国而去。我们对这种乐观情绪断难苟同，深以为“回暖”只是现象不是实质，只可观望不可夸大；尽管信心仍在，我们以为，在当前，基于现实的忧患之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应当看到，当前的经济状况只是“回暖”为表，冷热不均为实。

从宏观指标看，有经济刺激计划在先，近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持续上升，汽车和房地产市场回升，对外贸易额降幅连续三个月收窄，确实呈现出若干企稳回暖迹象。但不少数据依然令人担忧，有的出现了反复、甚至在继续恶化。例如，用电量同比增长自3月中旬以来由正转负，钢材价格先涨后跌，央行公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迭创新低，显示通缩压力犹存；非政府部门投资意愿不足，或意味着市场对现有巨额刺激经济方案消化不良，等等。

《财经》记者近日在基层调查，发现外向型经济和民营企业占主体的城市在刺激计划中受益不大，目睹诸多中小企业仍深处困境之中，对这种冷热不均感触尤深。显然，从宏观经济走势来看，现在是最具不确定性的关键时期，远未到可以长舒一口气之时（参见本期报道“中国经济：复苏比期望更漫长”）。

其实，市场是有预期的动物，它看重的不只是政策的眼前效果，还要看其后果及影响。只要承认非政府部门的投资有效增加才是未来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就应当倾听理性的市场人士对经济刺激计划后效仍有的诸多担忧——

担忧之一：现有信贷主导的刺激经济模式不能持续。从刺激经济计划落实的情况来看，仅新增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两部分，总量或许已经接近当初两年支出4万亿元的计划。仅今年一季度即新增贷款4.56万亿元，占全年5万亿元新增贷款这一最低目标的90%以上，显然后三季度信贷支持力度难以与一季度匹敌，明年也难以保持今年的信贷增速，这意味着信贷刺激经济的力度可能逐渐疲弱。除非外部环境有明显改善，否则，经济增长完全取决于已有投资的效果，而现有投资在拉动非政府部门投资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均是短板，投资难以形成良性的乘数效应并维持经济回暖的势头。

担忧之二：产能过剩。有一种看法称，只要投资基础设施，就只会创造需求而不会增加新的产能。但是，基础设施同样会形成新的供给。如果没有人使用高速公路、铁路或机场，投资同样会出现亏损，也会形成新的不良贷款。没有需求配合，产能过剩就是过度投资的必然结果，鲜有例外。

担忧之三：通货膨胀。假设经济果真持续回暖，则通货膨胀将成为非常现实的重要威胁。过去一个季度极度宽松的银根将推动CPI等关键指标快速回升，并迫使货币政策当局采取行动。进一步控制通胀、回收流动性的工具有限，极易因下药过猛导致项目建设中断和银行不良贷款上升，政策调整的时间点选择不当还会引致滞胀。

担忧还有许多，不应简单地视做杞人之忧。纵使将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后的经济回暖估计得再充分，也应当承认，这只是减缓了经济短期内的下行风险，并不能确保维稳，更不必然带动经济持续回暖。其实，治标主要还是为治本赢得时间。在未来的时日里，继续以信贷大扩张的方式疗经济之伤显然并非上策，更多地考虑长期行为，才是危机中求生存、谋发展之道。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场国内外合力导致的经济危局都形成挤压，把中国逼到了从旧均衡向新均衡转变的当口。美国的过度消费，的确是这次全球危机的始作俑者。但除了抱怨、暗自庆幸，中国必须考虑：如果美国逐步接受教训，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我们该怎么办？外需如果结构性地降下来，内需如何结构性地升上去？

在这个层面谈结构调整绝不是空话，而意味着深化改革的一系列基本措施。结构调整只能靠市场来主导，最主要的就是打破垄断、开放市场、放松管制、搞对价格。已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改革措施应当切实推进；决策层酝酿多时的改革措施，应当尽快出台。就政府宏观政策而言，推出减税措施远胜信贷激增。中国企业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与国际水平相较偏高，减税空间显著，此举对民间投资和个人消费的持续带动是完全可期的。

2008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3000美元。以发展的国际经验看，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都将进入白热化阶段。人均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为结构调整提供了最佳的物质条件。同时，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也提醒我们看到，资源和环境约束导致的未来发展瓶颈，而新能源和高科技产业必是中国长期成长的主要动力。

历史表明，没有一次旷世危机不是凭借新产业、新技术和新经济体的崛起而宣告结束，并迎来新一轮经济景气的。中国经济正站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不满足于传统模式带来的一时“回暖”，才能看到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作出选择。